昨日课前在休息室聊天，Z老师跟几个同事说起我的一个特点：总把学生往好的方面想。她说：“杨大多数时候的说法我都赞成，唯有一次不能接受。那是带2012届高三学生的时候，有位英语老师发现放在休息室里的试卷被学生动过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老师们都很愤慨，杨却说，这是学生在提醒老师要将试卷收好，不能放在学生能轻易碰触的地方。”

我想，“用人用其长，教人指其短”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为人师或为人父母都“是非分明”，指出缺点，批评教育，无疑能利于孩子的进步；所以，当发现学生动过试卷，首先考虑要教训学生，这是很正常而且也是正确的。可是，我的基本观点是，在类似“事故”发生时，一个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责任，而不是先将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地上，去指人之短。这正如用过竹梯子的人，首先考虑自己有责任避免他人被竖立的梯子砸到一样。孩子们是被允许进入教师休息室的，或问疑或交作业，他看到试卷，动了它们，且不论主观故意如何，客观上起到了提醒我们的作用，那么我们就不妨以善意揣度孩子；这样，我们既可以有所为以避免再发生此类问题，又不必生气伤身，更重要的是——

把学生当成君子，这样才有可能塑之为君子；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绝不做“有罪推定”。

此时旁边的N老师问我，在孩子面前“把学生当成君子”当然对，但我们私下讨论也要这样吗？

我说，我是要追求内外一致，始终如此的。这样学生才相信你真的把他当君子，这样才真的向君子方向发展，而不成为“两面人”。

更何况，在孟子一脉儒家看来，孩子内心的真善，往往是多于成人的；所以，成人对他们的怀疑曲解，常常倒逼得他们失去了原本纯真的美善。

高中生如此，初中的小孩子，亦然。

我想起九年前的一个开学初的日子，我带初中，邻班的班主任S老师，在发本子时发生了短缺，她生气地质问，那个同学多拿了本子；无人应答，S老师很生气，当时以较重的语气批评了孩子们。其实，S老师是个很善良的年轻人，但孩子与家长们却因为这件事反感她，觉得她不可以对孩子“有罪推定”。这件事上，我假设真有孩子多拿了本子，或者是不小心的，或者是对初中的本子感到很新鲜，再或者，真的是有较强的占有欲吧，当老师将这种行为指做“偷窃”时，他敢把本子还出来么？而如果教师反思自己在组织发本子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，就会发现若自己组织得更细致严谨，就不会发生此类事故了。而将“偷窃”之类罪责加给学生时，他的心灵所受的负面影响却是深远的。这是心理学常识，我不复赘言。

其实，为人父母师长，要跟孩子良性互动，善意揣度孩子的心，既是对孩子的善导，也是让我们自己保持赤子之心的一个办法。

可能有人觉得我这样的心理太实诚太单纯，难免被人骗；而对我而言，正是明了世间有太多的虚伪欺诈阴险，才要努力想法子给自己、也给别人（尤其是孩子）以向善的通道。

我臆测，在女教师中，像我一样通读过李宗吾先生《厚黑学》和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之类书籍的，应该不多。对于古来政客的伎俩，对于现世人情世故中种种不堪，我自以为知之不浅。但正因为知晓人性之恶端太易肆行，故而要想法子去让美善有生长的空间。

在历来士人动辄以“性本善”为念，造礼教以治人而成了民族沉疴时，像李宗吾、鲁迅、柏杨之类，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”的知识者，是敢于揭开丑陋劣根的启蒙者，是值得世人报以极大尊重的；但在今日，在你我小小的世界里，甚至连孩子也认定“物欲横流”“人心叵测”时，与人为善，让身边的点滴善意被肯定，却是我更愿意做的事。（当然或许因我是女子，怕自己担负不起直面诸恶而在心底沉沉积压的重荷。）况且即便是鲁迅先生，对孩子，也绝不恶意揣度，倒要写出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这样的文章来要成人自省。善解并善导，是鲁迅先生做父亲的智慧，也是平庸如我辈可以学的。

常有人羡慕地夸我“阳光快乐”，或许，正源于“善意度人”的心态吧!真的祈愿朋友们都能把心放飞在阳光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