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过年总是令人神往。虽然父母是双职工，但三个孩子的吃穿用够妈妈忙活的，而她总是能想方设法让我们在过年时穿戴一新。家中那台妈妈专有的缝纫机，这段时间便常常在晚上响起。看着妈妈摆弄这个神奇的大家伙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和佩服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就是看着妈妈端坐的背影，在它哒哒的转动声中入睡，从不知道妈妈何时休息，只会在某一个早晨被妈妈叫到身边试穿那件向往已久的新衣服。现在还记得她给我做的一件紫红色有点稠质的上衣，胸前绣了几朵立体的小花，穿到学校后被老师夸了一顿，心里美滋滋的——那可是纯手工制作呀。

由于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便成了爸妈集中准备年货的时间。灌香肠、烤五香花生米和瓜子、炸果子、做豆丝、蒸八宝饭和扣肉…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学来那么多手艺，一样样有条不紊乐此不疲的安排着，年的气息便在各种诱人的香气中浓郁起来。妈妈还从四川同事那里学做醪糟，一做一大盆，浓浓的酒香沁人心脾。最温馨的夜晚是和爸妈一起做酥皮儿点心。先是和两团面，一团用清水和，妈妈叫它皮面，一团则是油面。我负责擀皮儿，大致是一块皮面包上一小块油面，纵向擀开后两头往中间对折，再擀成方形的面皮。妈妈负责包。她像包包子一般，把事先拌好的馅料（炒熟的花生碎、熟面、青红丝、白砂糖之类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）包进去，捏一撮炒熟的芝麻放在面板上拨弄成月牙状，把小饼光滑的一面扣上去，手掌一压，饼上就有了一轮弯月。拿起来侧滚几下，再用一个模样周正的八角在浸入水中的红纸上蘸一下，摁在弯月的下方，一个圆圆的印着红花的小饼就做成了——简直是个艺术品。爸爸的烘烤任务最辛苦。把小饼一个一个码进平底锅后，他就坐在炉边，在小小的火苗映照下，耐心的旋转，翻面。我们可以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工作，爸爸则一个人一锅一锅烘烤着小饼，逐渐起酥的红花就是他开心的笑脸，他在享受着这份孤独。第一锅酥饼出炉后，他总会切成四瓣给我们送来尝尝鲜，酥脆的皮儿裹着热乎乎的香甜，于是手中的活干得更来劲了。每个晚上就这样在忙碌中度过，年便一天天临近了。

除夕吃完饭，我便被哥哥姐姐带着到院子里放花炮。三角、蝴蝶、彩珠筒、滴滴金儿……每年的品种都差不多，却毫不影响我们的兴致。每放一个花炮，都要呼三喊四召集全家人到齐，似乎错过美丽的瞬间就是天大的憾事。现在想来，烟花映照下的爸爸妈妈的脸庞多么年轻啊！爸爸喜欢放大雷子。他把又粗又红的炮放在菜窖顶上，拿着一支香凑上前，我们躲在屋中，捂着耳朵隔着窗户看他点炮，眼睛不住的眨，心儿扑通扑通的跳。炮点着了，爸爸飞快的跑进屋，那雷子先是咝咝的喷花儿，突然间一声巨响，我们那紧张的心才松弛下来，说说笑笑开始又一次冒险历程。一阵紧锣密鼓的炮声过后，大家回到屋中，妈妈笑吟吟的把崭新的一角贰角纸币（后来发展到五角一元）发给我们。我一直舍不得花这些压岁钱，把它们收藏在那时很时兴的带拉链的海绵夹子里，却终于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，也许是花掉了。家里有一口四四方方的大木箱，上面挂着锁，透着十足的庄重和神秘，里面大多是一些丝绸被面之类的布料。临睡觉前，妈妈会打开它，像变戏法般，把不知何时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奶糖——包着“金纸”被我们叫做高级糖的拿出来。于是年初一的茶几上，五颜六色的奶糖成为孩子们的最爱。

拜年是最热闹的。初一一大早吃过饺子，我和哥哥姐姐就同各自的伙伴出门了。看吧，不宽的街道上满眼的拜年大军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都是喜气洋洋，伴着零星的鞭炮声笑着走着，有时碰到同学的队伍便插进去，结伴给老师们拜年。因为人多，到了老师家也不觉得拘束紧张。那时的房子都不大，一屋子的人很是拥挤，于是剥上一块糖放进嘴中，和老师打个招呼便又出发了。

上了高中后，年的气息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和电话的普及渐渐淡下来。我一度对过年没了兴趣，只是在家里看看春节晚会。总想大家在过年时放下电话，迈出步伐，找回曾经的年味儿。去年是我在新居第一次过年，虽然小区人不多，我们和邻居两家人在一起却也其乐融融，不觉得孤单。除夕贴对联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春节晚会我依旧爱看，节目是否精彩并不重要，我喜欢的是家人围坐一起的温暖。